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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时代，有一个重要的特征，那就是暴民政治的重新启动。

今天，在中国，一个公众人物，或一个博主，说错一句话，就有可能面临退网，消失，就有可能有千万级别的网民来骂他。这一现象，在美国也很典型。

2018年，美国西北大学一位名叫劳拉·克雷的自由派法学教授，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种族和性别问题的学术观点。这些观点在学术界属于“有争议但可讨论”的范畴，她认为某些反歧视政策可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。但在推特上，语境消失了，

语言的细微差别消失了。几条推文被截图、被转发、被断章取义，变成了一句话：“克雷教授说反歧视政策是坏的。”

三个小时后，西北大学的学生会在网上发起请愿，要求学校解雇她。签名数在两万四千人。她的邮箱被辱骂邮件塞爆。她的电话被死亡威胁打爆。有人在她的办公室门上贴了“种族主义者滚出去”的标语。四天后，西北大学发布声明，宣布克雷教授“自愿离职”。她没有获得任何正式的解雇程序，没有听证会，没有辩护机会。一万多人的在线请愿，加上几百个愤怒的评论，就足以终结一位终身教授的职业生涯。

事后调查显示，那些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中，只有不到百分之三上过克雷教授的课。只有不到百分之一读过她任何一篇完整的论文。绝大多数人只是看到了那条被截取的推文截图，感到愤怒，然后签了名。

你会发现，这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民主暴政模式，在这一模式下，没有程序、没有制衡、没有上诉权利的“即时暴民民主”。

他往往在几天内就变成滔天的风浪，彻底消灭一个人的网络生存空间。

这也叫作互联网时代的民粹主义。

在这种互联网民粹主义下，网暴者们在说，“我们是人民，人民的意志就是最高意志。任何限制人民意志的东西——宪法、法院、媒体、专家——都是精英为了保护自己而设置的障碍。”

当这种逻辑成为主流，多数人的暴政就不再是理论推演，而是日常现实。

英国决定脱欧后，一名留欧派律师向法院起诉，要求议会不批准脱欧协议。

他的理由是：公投没有法律约束力，议会主权才是英国宪法的核心。结果是什么？他在社交媒体上被骂成“叛国者”“民主的敌人”。报纸头版刊登他的照片，标题是“人民的敌人”。他收到死亡威胁，不得不躲藏起来。他所做的，不过是行使法律赋予他的上诉权利，一个在法治制度中最基本、最无害的行为。但在民粹主义的逻辑里，挑战“人民意志”就是犯罪。

多数人投票的权力，与少数人上诉的权利，在这一刻正面冲突。而社交媒体上的舆论，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多数人一边。

互联网赋予了“暴民正义”一种前所未有的效率。

在传统社会里，公众对某个人的愤怒，需要通过媒体、法庭、官方机构来传导。你要谴责一个人，你得写信给报社编辑，得等记者去调查，得等法庭审理。这个过程很慢，而且有很多过滤机制，编辑可以不登你的信，记者可能发现你指控的证据不足，法庭可能判你诽谤。

互联网把这些过滤机制全部拆掉了。你现在可以自己当检察官、法官、行刑队。你只需要一条帖子，几张截图，一个请愿链接。如果运气好，或者说，如果内容足够情绪化，它会在几小时内传遍全网。然后成千上万的人会加入你。他们不需要证据，不需要法律授权，不需要任何人的批准。他们只需要愤怒，以及把愤怒表达出来的渠道。

这种“暴民正义”有几个致命的特征。

第一，没有无罪推定。

在法庭上，一个人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辜的。在网络上，一个人被指控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定了罪。因为指控本身就会毁掉他的声誉，而声誉一旦被毁，几乎没有恢复的可能。等到真相大白，如果真相能大白的话，伤害已经造成了。

第二，没有比例原则。

在法庭上，刑罚必须与罪行相称。偷一块面包不能判终身监禁。在网络上，对一个人的惩罚是无限的：他丢了工作，他的家人被骚扰，他的住址被曝光，他收到死亡威胁。不管他犯的“罪”是什么，一句不恰当的玩笑，一个被误解的推文，一个几年前的不当行为，惩罚都是一样的：社会性死亡。

第三，没有上诉权利。

在法庭上，你可以请律师，你可以上诉到更高一级的法院。在网络上，没有“更高级的法院”。一旦暴民决定了你的命运，没有人可以推翻。即使你后来证明了自己是清白的，那些转发过指控的人不会道歉，那些签名请愿的人不会撤销，那些给你发死亡威胁的人不会被捕。

2019年，一个叫贾斯汀·萨科的年轻人，在推特上发了一张照片：他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，穿着“让美国再次伟大”的帽子，跟一个原住民老人面对面站着。照片的拍摄角度让他看起来像是在“挑衅”老人。实际上，完整的视频显示，他是被一群攻击他的黑人学生逼到那里的，而老人走过来是在调解。但截图已经传遍了全网。他被媒体和网民谴责为“种族主义者”。他的学校收到死亡威胁。他的人生被毁了。

几个月后，完整视频曝光，真相大白。没有人道歉。没有人被追责。萨科起诉了多家媒体，获得了一些赔偿，但他的人生已经无法回到从前。那个在照片中被“保护”的原住民老人，后来也为萨科辩护说“他是无辜的”。但这条辩护消息的转发量，只有原指控的百分之一。

这就是数字时代的暴民正义：速度快，破坏力强，完全不负责任，而且几乎没有纠错机制。

这种民粹舆论，与政治完全不同，因为这种民粹是你在社交媒体上每天经历的。它没有明确的领导人，没有正式的组织，没有可见的权力结构。但它塑造了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，他改变的是每一天的对话氛围。

当你打开手机，看到的每一条评论都在骂““叛徒”“敌人”，当你看到有人因为表达温和观点而被围攻，当你看到任何一个试图妥协的声音都被贴上“软弱”的标签——你的行为就会改变。你会不敢说话。你会选择更极端的立场来保护自己。你会放弃寻找共同点，因为共同点不存在于一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。

你看看美国过去十年的政治：政府关门成了常态，债务上限危机不断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变成了党派厮杀。这些现象的直接原因是政治极化，但极化的根源不是政客变坏了，而是选民不再允许政客妥协。任何一个试图跟对方谈判的政客，都会在初选中被更极端的挑战者击败。因为很多美国人已经把妥协等同于背叛。

当妥协不可能时，互联网媒体往往就变成了几个部落的战争。

战争没有和平交接，只有一方消灭另一方。而在一个核武器时代——不管是军事核武器还是制度核武器——消灭对方是不可能的。结果就是永久的僵局，永久的愤怒，永久的衰退。

克雷教授被西北大学解雇的那个案子，后来被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调查。调查报告措辞严厉：“这是对学术自由的前所未有的攻击。大学屈服于网络暴民的压力，放弃了基本的程序正义。”

但调查报告有什么用呢？克雷教授已经离开了学术界。她的房子被卖了，她的婚姻破裂了，她的健康状况恶化了。网络暴民不会因为一份调查报告而道歉。西北大学不会因为一份调查报告而恢复她的职位。

这是雅典式民主的翻版——那个判处苏格拉底死刑的民主。苏格拉底被五百零一名雅典公民投票判处死刑，理由是“腐蚀青年”和“不敬神”。

两千四百年后，我们有了互联网。暴民集结的速度快了百万倍，暴力的形式从毒芹变成了死亡威胁和人肉搜索，暴行的范围从一座城市变成了全球。但核心逻辑没变：多数人可以在不倾听、不理解、不审判的情况下，决定一个人的命运。

因此，你会看到，今天中国互联网上，已经很少有精英群体了，企业家，专家，教授，知名人士，他们在网络上的发言都无比谨慎，或者直接选择沉默。

不是因为别的，而是一句话表达不好，就有可能直接社会性死亡。

近年来，类似的事件可是不少。

一个新时代的到来，会带来什么，我不知道，但这意味着更快的变化，更多的不确定性，但这就是我们的宿命，互联网只是工具，他是放大器，他本身不需要价值评判，但对群体情绪的放大，以及部落式的争论，会把我们带到哪去呢？这个问题，值得所有人思考。